这下能抓光所有法官了

　　你上班要汇报给领导，领导还点头同意，你却被人追着说你乱作主张，滥用职权。好家伙，你自己还被扣上一顶“早有预谋”的大帽子。

　　可却在辽宁看到了这么一出戏：一个退休法官，因为二十年前把案子提交审委会讨论，给自己抖落出一身麻烦，被检察院抓了。

　　这事儿的当事人名叫刘学慧，老法官，今年已经退休了。按说他该在家里养花逗鸟，给老伴做碗饺子，一起看看电视剧，安度晚年。可半年前，他突然被辽宁省阜新市检察院逮捕，风言风语说他当年办案“该捕不捕”“滥用职权”。

　　要从那个故意伤害案说起。那时候是2000年，嫌疑人叫蔡咏刚。警察那边，办不办案不清楚，但两次逮捕令都没能落实。听起来很玄乎，对吧？一般情况下，法院签发逮捕令，公安就去执行，可这次公安好像跟法院对着来：

　　谁见过法官跑街头去追人抓人的？再说后来蔡咏刚进了医院，而且还投案自首了，已经截了左大腿，还传染性乙肝大三阳，其他毛病也是一大摞，看守所一看，哎哟喂，这位大爷的身体状况咱真收不了，拒收！

　　请注意，拒收意味着啥？就是不给你任何文书，说“实在没法收”。这可让当时的承办法官刘学慧犯了难，自己能做主硬要把这个病重嫌疑人往看守所里押？那看守所也不收，你还得往里送吗？所以，他就一级一级地请示：先找庭长，庭长说，得问副院长，副院长再说，那肯定得问院长。层层问下来，院里意思就是：

　　再去做个鉴定，看是否符合保外就医。鉴定说，的确符合。好，那就走程序呗，把这个问题提交审委会讨论，合议庭汇报，审委会讨论：“同意取保。”

　　这事儿要是寻常，过个两三年，案子结了，嫌疑人罪罚也好，病情也好，都各归其位。可命运有时跟人开玩笑，蔡咏刚后来被说成“涉黑”，那就是2020年的事了。检察院翻出旧账：当年这个所谓的“纸面服刑”，背后“肯定有司法人员渎职”。

　　我看见这个案子时，脑海里只飘过两句话：“爹亲娘亲，不如审委会亲？”和“爹亲娘亲，不如检委会亲？”

　　你说法官被抓，理由是“把案子提交审委会讨论”；检察院自己要不要起诉刘学慧，还不是照样提交检委会讨论？那检委会也得集体决策吧？按同样的逻辑，要不要干脆把提交检委会的人也抓起来算了？荒唐的事儿你要细想，好像也能顺着它的“反逻辑”一路下去：

　　咱先别急着下结论，翻一翻历史：从前的包拯、海瑞，历朝历代多少个明察秋毫的清官，都得有个集体商议，或者至少跟上级衙门打声招呼。即便是民间传说里最果敢的青天，也不可能关起门来一个人拍脑袋判死刑。至少要坐堂审理三五轮，问问师爷，这份供状可靠不可靠；看看证人证言，能不能对得上；甚至还有朝审会审：

　　何况咱们现代社会，更讲究程序正义，于是就诞生了“审委会”。你要是问它是干啥的？简单说：碰到重大、疑难、复杂、特殊的案子，法官把问题往审委会一提交，十几个成员合计合计，最后投票拿个正式决议。这样既能分散个人压力，也能更严谨。你说好端端的集体决策，怎么一转头成了“滥用职权”呢？

　　这案子荒诞在什么地方？表面上，是检察院几十年后翻旧案，想揪出一个“司法蛀虫”。可真正的蛀虫是否存在，姑且不论，当年不去追查；二十年后出了涉黑嫌疑人，就要去找个替罪羊。

　　说句玩笑话：这就好比楼下煤气爆炸了，你却硬要抓二十年前装燃气管道的师傅，说他“当初就故意没留检修口”，要不然也不会爆炸。你要真觉得当时有贪腐、收钱、纵容犯罪，那拿证据出来；要没有，就别拿“该捕不捕”这帽子往一个退休老人脑袋上套。

　　可是检方不这么想。他们从刘学慧做的当年案件记录里，翻出一条所谓“自证其罪”的线索说，你为什么当年会这么详细地写明你和庭长、副院长、院长以及看守所怎么沟通：

　　大家还记不记得“莫须有”三个字，是历代整治异己最趁手的工具。你越是勤勤恳恳，把工作做好了，反而有一天可能让人揪住不放：“你防范意识这么高，分明早料到会出问题，不然你怎么可能把每一步都写得这么清清楚楚？”

　　可是，再荒诞的指责也需要流于正式。于是有人在阜新检察院提审刘学慧，有人觉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，甚至在阜蒙县检委会里也有争议：案件要不要起诉？有人坚持说这事儿根本就经不起推敲，不符合起诉条件，简直是浪费司法资源；有人却觉得“上面有任务”，要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不能撤。

　　所以你看，这不又走了一遍他们自己的“集体商量”？刘学慧当年依照程序，把案子提到审委会；现在检方办案时，自己照样把起诉问题提给检委会。那检察官“提交检委会”的行为算不算滥用职权？

　　如果你见识过一线法官的生活，就知道他们的“累”。外界只知道法官风光，个个一身正气锃亮法袍。殊不知案多人少，一年动辄审几百件案子，写无数判决书，白天黑夜都加班，时不时还有当事人跑到家里来闹，威胁要报复。别说你要不要额外“滥用职权”，光是遵照正常程序办案，就得累死个人。再复杂点的案子，法官真不敢拍脑门决定，毕竟一句判决能关乎一个家庭、一条人命，万一后面翻了案，可能还要担责任。

　　所以审委会对于大多数案件承办法官而言，是个避嫌的好地方。我一个人没法作主，让审委会把把关，也是一种保障，一旦日后有人追责，也可以说这是集体决策。

　　这样是最保险的，也是法官最“胆小、谨慎”的表现。可在这个案子里，刘学慧就这么“胆小地”提交审委会，最后却被认定“胆大妄为”。

　　法官、检察官都属于司法系统，平时至少该相互尊重吧。可你想想，人家是来找“渎职嫌疑人”的，这就等于猎人扛着枪，说非要抓出一只猎物不可。如果真的一点问题都找不出来，岂不是空手而归？那怎么办？

　　最简单的套路，就是把一个普通的程序说成“你不该这么干”，再套上点“滥用职权”之类的大词吓唬人，反正普通老百姓也看不太懂。说实话，这种事要真闹大了，对司法公信力才是个毁灭性的打击。哪个老百姓还敢相信法官是真心秉公办案？今天你能随便逮一个退休老法官，以后谁还敢相信法院有独立审判的底气？

　　要是为了自查纠错、还原真相，那我举双手赞成；可要是碰到嫌疑人被抓，又不想追究真正的责任方，就硬是想找个人垫背，那就成了冤冤相报的闹剧。公共权力一旦变成某些人手里的工具，想怎么扣帽子就怎么扣，只能让社会越发寒心。

　　刘学慧如今被关着，一开始相信检察院，可最后发现，天真啊。结果还是把案子起诉到法院，整个过程透着一股苦涩。刘的妻子问了一个问题：检察官把起诉刘学慧的事情提交检委会讨论，这跟我丈夫当年把蔡咏刚取保外就医的事提给审委会，有啥区别？如果提交审委会也是滥用职权，那全国哪还有不“滥用”的法官？你看，不说别的，这个疑问就像根针，扎在所有人的心头：

　　我想起明代有个“海青天”海瑞，他一生刚正不阿，但依旧得在不同级别的衙门之间周旋，整天面临上峰或同僚的掣肘。可换作现代，在司法改革呼吁了多少年，把“让审理者裁判、让裁判者负责”挂在嘴边，怎么到了某些地方，还是变了味？

　　法官不敢自作主张，交给审委会；事后检方翻脸，说这叫滥用职权。换成不交审委会，法官一旦出事，更要背独责——你当年怎么敢自己决定？

　　法官干不好，要负责；法官循规蹈矩，集体审议，也要负责。上有命令、下有实际困难，你左右都是错，背不完的锅。久而久之，一线法官还能有什么积极性和安全感？

　　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什么？——这是在公然挑战司法独立和司法公信力。先不论蔡咏刚的身体状况、公安没有有效执行逮捕这些事实，单说取保外就医是经院长同意、审委会决议，你硬要揪住一个经手法官算帐，这分明是在吓唬所有人：

　　可怕吗？挺可怕。像有支看不见的手，撕裂了法律给予法官的最后一点职业保障。往后还有谁敢把难案、敏感案摆到桌面上让集体研究？万一这案子将来“出幺蛾子”，那自己岂不是要步刘学慧的后尘？那还不如简单粗暴：

　　这样做的人或许自保，可司法公正就要付出高昂代价。更何况，对依法维权的老百姓来说，这更是灾难——因为法官不愿认真办案了，他怕秋后算账。

　　也许有人会想：“会不会是刘学慧受贿？又或者私下跟蔡咏刚有什么利益关系？”如果真有，那拿出证据来。我想，检察院如果要指控，就该有个拿得上台面的事实。而不是用一顶“滥用职权”大帽子，把正常程序说成犯罪。

　　如果真要讲，法官对看守所、对公安的执行情况进行追问，这也没追到人家头上。反而这次，公安不去抓蔡咏刚，却没人怪罪；看守所不接收重病嫌疑人，也没人追责。偏偏只抓那个传话提请审委会的承办法官，这剧情，搁谁也想不通。

　　写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想：如果下次还有人问，“法官这个工作到底难不难？”我大概只用给他讲一讲刘学慧的遭遇，就够了。一个老实巴交的法官，奉命交办，按程序取保，完了还整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记录，为啥？就为给自己留个底儿。二十年后，还真给他派上用场，只可惜没有起到他期待的洗清嫌疑的效果，反而被检方嘲讽：

　　可是苦笑之余，总得有人吼上一嗓子：这样搞司法，把整个司法系统都推向自我怀疑、自相残杀的泥潭，这不叫反腐，也不叫追责，而是一场闹剧。而每一次闹剧的尾声，都是消耗掉公众对法律的信任。

　　届时，法官只敢最保险、最机械地办案，哪还顾得上真正的公平正义？连一个提交审委会讨论的行为都能被扣“滥用职权”，以后谁还愿意多走一步程序？能不担当就不担当，能往外推则往外推，反正少一事是一事。

　　所以，我支持刘学慧喊冤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不是只为他一个人撑腰，而是想告诉更多人：我们不该纵容这种“我想抓谁就抓谁”的逻辑。要是检察官真的搜集到了刘学慧私下的金钱往来、利益交换，麻烦亮出真凭实据。要没有，就别把正常的流程当借口，把一个秉公执法的退休法官变成“替罪羊”。

　　老百姓常说：“公道自在人心。”可公道还得有人去守护。检察院有检察权，法院有审判权，本该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，可现在，这事儿让法官心里拔凉拔凉。原来，你做足了程序，你勤勤恳恳，把一切拍板交给集体讨论，都还不算稳妥；还是有人要翻旧账，给你乱安罪名。到时候谁来主持公道？

　　也许多年以后，这起“因把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而被抓”的事件，会被写进某本法治教材里，当成一个典型反例——警示后人：一旦把“程序正当”都能扭成“职务犯罪”，那法治离崩坏也就不远了。法官、检察官乃至律师，人人只能自危，人人都可以互相按着对方的脑袋扣罪名。

　　所以，刘学慧案，表面上是一起“翻旧账”，实际上则是整个司法生态的一面镜子。看得见它，就应当看得到更多法官内心的惶恐。

　　我们无非想守住一点基本常识：提交审委会讨论，不仅不是“罪行”，它恰恰是法官慎之又慎、尊重程序的一种体现。如果把这扣成“滥用职权”，还要公诉，还要判刑，那真是给所有认真办案的人当头一棒。希望辽宁省阜新市、阜蒙县的检察官们能够想清楚：你们真的愿意把这口黑锅捂到底吗？就算最后侥幸拿到个“立功”的名头，难道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知，或者为自己想想：

　　如果有人问，这篇评论写到最后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：我支持刘学慧，因为我还相信程序正义。程序正义，是让法官做事不惴惴不安，让检察官监督不越界，让公安部门执行不敷衍的基石。拿它当幌子的人迟早露馅，践踏它的人最终也会尝到报应。那是法治的铁律，任何权谋、算计或借口，都不可能在真正的历史面前永远遮盖住荒诞和不公。等到将来案子真水落石出了，兴许我们还能听到一声对老法官的道歉。但愿别让他等得太久。

　　就这样吧。若有人还有疑问：“因把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，检察院就能把法官抓了？”我的回答就是：你要说能，那真是造孽；你要说不能，目前又好像成了现实。法治要是继续滑向这般荒谬的境地，终有一天，所有人都会变成刘学慧。到那时，谁能来帮我们提交审委会、提交检委会，证明我们无罪？到那时，大概也就真晚了。让我们牢牢记住这出荒诞剧情吧，也许未来还有更离奇的事。可也希望，法治社会别再无动于衷。我们不是为了替他喊冤，而是在替自己和所有相信法律的人留一份尊严。毕竟，法律若是连程序都扭曲，何谈正义？何谈安稳？何谈让人心里踏实地过日子？这是最根本的问题，远比某个具体案件的胜败更值得警醒。